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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的秋风掠过北大西洋时，东岸的斯坦利·惠廷汉姆正对着实验室里堆积的石墨样品发愁——他那项曾获埃克森支持的锂电池技术，因金属锂枝晶问题被束之高阁，连最基本的研究经费都快续不上了。而在几千公里外的西岸，加拿大温哥华的本拿比郊区，却正被资本与科技的热浪炙烤得发烫。
沿着弗雷泽河延伸的工业区里，Moli Energy（莫力能源）的蓝色厂房像一头蛰伏的巨兽，每天都有穿着西装的投资人带着支票涌入，他们的皮鞋踏在尚未干透的水泥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这家成立仅三年的公司，凭借一项号称“驯服了锂元素”的技术，迅速坐上全球电池行业的头把交椅，《温哥华太阳报》的财经版甚至用“北方的埃克森”来称呼它，只是没人提及，这头“埃克森”比石油巨头多了几分不计后果的狂野。
Moli的核心团队里，30岁的杰夫·达恩是最耀眼的那颗星。这位刚从达尔豪斯大学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，留着蓬松的卷发，说话时习惯用指尖敲击桌面，眼神里满是“一切皆可计算”的笃定。他办公室的白板上写满了复杂的量子力学公式，旁边却贴着一张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油画印刷品。“惠廷汉姆的问题不在理论，在工艺。”达恩常对团队说，“锂不是猛兽，是没被教好的孩子。”
他们的“教学成果”就是Molicel电池——一枚看起来和普通AA电池别无二致的圆柱电池，银色钢壳上印着简洁的蓝色logo，重量只有镍镉电池的一半。但拆开外壳，里面藏着当时最激进的设计：负极依然是纯度99.9%的金属锂箔，电解液则是团队自主研发的砷盐体系。“这层保护膜能把锂牢牢锁在里面。”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的路演现场，Moli的CEO举着放大镜，向台下的投资人展示电池剖面，“枝晶？那是70年代的老黄历了。”
实验室数据足以支撑这份傲慢：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达到200Wh/kg，是镍镉电池的两倍；在25℃恒温环境下，循环充放电超过500次仍能保持80%以上的容量。1986年Moli上市当天，股价以1.2加元开盘，收盘时飙升至8.5加元，创下温哥华交易所的新股涨幅纪录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公司市值突破10亿加元，新的厂房在本拿比拔地而起，全自动化生产线小时运转，成卷的锂箔像银色瀑布般涌入生产设备，每天有10万颗Molicel电池被装进纸箱，发往全球各地。
达恩站在厂房的观景台，看着流水线上不断移动的电池，突然想起导师曾说的话：“实验室里的完美，在现实中可能不堪一击。”但这句话很快被车间的轰鸣声淹没——当时的Moli就像一艘挂满风帆的巨轮，所有人都在为速度欢呼，没人注意到前方海面上隐约浮现的冰山。
1988年早春，一封来自东京的传真打破了Moli的日常节奏。发件人是日本电信电话公社（NTT），当时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，手里握着日本移动电话市场的半壁江山。“我们应该能让手机放进西装口袋的电池。”传真里写道，“请即刻携带样品来东京测试。”
那正是“大哥大”向“手提电话”转型的关键时期。当时NTT推出的第一款便携式手机，机身重量超过1.5公斤，内置的镍镉电池只能支撑30分钟通话，商务人士带着它出门，得同时拎着沉重的充电器，被戏称为“移动的砖头”。NTT的工程师团队测试过十几种电池，要么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不够，要么寿命太短，直到他们拿到Molicel的样品。
达恩带着技术骨干飞抵东京时，恰逢樱花初绽。在NTT的实验室里，Molicel创造了奇迹：支撑手机连续通线小时，而且重量仅为原有电池的三分之一。“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电源！”NTT的项目负责人当场拍板，双方在一周内就签署了价值1.2亿美元的供货合同——Molicel将独家为NTT的新款手机供电，首批订单就达50万颗。
消息传回温哥华，整个城市都沸腾了。当地政府为Moli颁发了“科学技术创新金奖”，达恩被邀请到加拿大国会演讲，媒体称他为“改变通信时代的物理学家”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东芝、NEC的笔记本电脑部门接踵而至，纷纷抛出合作意向。NEC的代表在谈判时直言：“有了Molicel，我们的笔记本能做到2公斤以下，这会彻底颠覆市场。”
那段时间，达恩的办公室里摆满了来自日本的礼物——清酒、和服人偶，还有NTT定制的纪念徽章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西方世界正在重新掌握能源革命的主动权，我们会像埃克森改变石业那样，改变电池行业。”Moli的生产线再次扩容，工人实行三班倒，仓库里的电池堆成了小山，等待着横渡太平洋的货轮。没人意识到，那些即将运往东京的银色电池里，正潜伏着毁灭的火种。
1989年4月17日，东京新干线东海道线的车厢里，阳光透过车窗洒在田中浩二的西装上。这位NTT的销售经理刚在大阪谈成一笔千万日元的订单，正靠在座位上打盹，装有Molicel电池的手机就放在西装内侧的口袋里。突然，胸口传来一阵尖锐的灼热感，像是被烟头烫到一样。
“嘶——”田中猛地惊醒，伸手去摸口袋，指尖刚碰到手机外壳就被烫得缩回手。他惊恐地发现，口袋里的温度还在急剧升高，布料慢慢的开始发烫。“有火！”旁边的乘客突然尖叫起来——一股白色浓烟正从田中的西装里涌出，紧接着，橘红色的火苗“嘭”地一声窜了出来。
车厢里瞬间陷入混乱，乘客们纷纷向两边躲避。田中慌乱地撕扯西装，好不容易才把燃烧的外套脱下来，扔在过道的地板上。火苗在化纤布料上疯狂蔓延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黑色的熔渣滴落在地毯上，留下一个个焦黑的小洞。列车员提着灭火器赶来，喷了半罐干粉才把火扑灭，但那部手机已经变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。
这起事故被《读卖新闻》以“口袋里的炸弹”为题报道，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——NTT对外解释为“个别用户不正确使用”。但仅仅三天后，名古屋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：一位主妇在厨房做饭时，放在料理台上的手机突然爆炸，烧毁了旁边的木质橱柜。一周后，大阪的一位上班族发现，正在充电的手机冒出浓烟，他试图拔掉充电器，结果手指被烫伤。
恐慌像瘟疫一样在日本蔓延开来。“杀人手机”的说法开始流传，NTT的客服电话被打爆，每天接到上千个投诉。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专题节目，播放了各地事故现场的照片和视频，画面里被烧毁的西装、床头柜和背包触目惊心。更严重的是，东芝暂停了与Moli的合作谈判，NEC也推迟了笔记本电脑的上市计划，要求Moli给出合理解释。
远在温哥华的Moli总部，作战室里的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。达恩和技术团队围着从日本寄回的事故电池残骸，脸色苍白。这些电池被烧得面目全非，钢壳扭曲变形，内部的隔膜和电极化成了黑炭。“是枝晶。”材料分析师颤抖着说出结论——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，他们发现金属锂表面的保护膜出现了裂缝，锂离子在裂缝处堆积成尖锐的针状晶体，刺穿了隔膜，导致正负极短路。
实验室里的完美数据，在现实世界中不堪一击。达恩终于明白，他们忽略了最关键的变量——用户。在实验室的恒温箱里，电池不会经历暴晒、跌落和过充，但消费者会把手机忘在夏日的车里（温度可达60℃以上，破坏保护膜），会用杂牌充电器充电（导致过充，加速锂沉积），甚至会不小心把手机摔在地上（造成内部结构错位）。“我们测试的是电池，不是用户。”达恩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声音里满是绝望，“我们把炸弹交给了消费者。”
1989年8月23日，NTT向Moli Energy发出了最后通牒：72小时内给出解决方案，否则全面召回所有搭载Molicel电池的手机，并终止合作协议。对于Moli来说，“召回”这两个字无异于死刑——当时已有50万颗电池流入日本市场，加上仓库里的100万颗库存，召回成本超过2亿美元，而公司的现金流早已被扩张的生产线占用殆尽。
Moli的高管们在会议室里争论了整整一夜。有人提出把责任推给充电器厂商，声称是“第三方配件导致电池故障”；有人建议紧急修改电解液配方，赶制改良版电池；还有人主张申请破产保护，减少损失。达恩坐在角落，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——曾经车水马龙的工厂门口，如今聚集了不少记者，他们举着相机，等待着公司的回应。
当第一缕阳光照进会议室时，CEO终于做出决定：接受召回。8月26日，Moli对外宣布，召回所有销往日本的Molicel电池，并承担所有损失。消息一出，公司股票价格当天暴跌90%，从每股12加元跌至1.2加元，市值蒸发殆尽。银行纷纷上门催债，供应商停止供货，生产线月的一个阴沉下午，温哥华下起了小雨。Moli工厂的空地上，挖土机挖开了一个巨大的深坑，铲车将一箱箱崭新的电池推入坑中，旁边的高温焚烧炉里，电池被点燃，冒出滚滚黑烟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。达恩站在办公楼的窗前，看着那些凝聚着团队心血的银色电池被销毁，泪水混合着雨水划过脸颊。他想起三年前企业成立时，自己曾对团队说：“我们要把锂的能量带给世界。”如今，他们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。
这场特殊的“葬礼”持续了整整一周。1989年12月15日，Moli Energy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。股东的几亿美元投资化为乌有，几百名顶级工程师失业，曾经热闹的厂房变得空空荡荡，只剩下蓝色的外墙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凄凉。
Moli的倒闭，给西方投资界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华尔街的分析师在报告中直言：“可充电锂电池在物理上是不可行的，任何试图投资该领域的人都是疯子。”美国能源部削减了所有锂电池相关的研究经费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锂电项目被迫下马；欧洲的车企原本计划与Moli合作开发电动汽车，如今也纷纷搁置计划。西方世界在锂电池领域，正式关上了大门，长达十年的“锂电冰河期”就此开始。
Moli的破产清算公告发布当天清晨，温哥华的空气里还残留着焚烧电池的刺鼻气味，三辆黑色轿车就悄无声息地滑进了Moli工厂所在的工业区。车身上没有一点标识，车窗贴着深色膜，直到穿着深灰色西装、提着黑色公文包的人走下来，门卫才从他们递来的访客单上看到“NEC技术咨询”“三井物产商务考察”的字样——但没人知道，这些人兜里揣着的不是咨询函，而是早已拟好的收购协议。
领头的是三井物产的资深并购顾问松本健一，他曾主导过多次跨国技术收购，最擅长在企业破产清算的“窗口期”精准出手。同行的还有NEC电池研发部的主任工程师高桥隆一，以及四名技术专家，每个人的公文包里都装着不同的资料：松本拿着Moli的资产清单和债务报告，高桥则带着Molicel电池的历次测试数据——这一些数据一部分来自NTT的合作档案，一部分是NEC暗中收集的市场反馈，甚至包括几起事故电池的初步分析报告。
谈判地点选在Moli办公楼三层的小会议室，曾经这里是高管们庆祝订单的地方，如今墙上的“科学技术创新金奖”奖牌已经蒙上灰尘，会议桌旁的椅子空了大半。清算团队的负责人马克·怀特脸色憔悴，面前的文件夹里堆满了催债函。松本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坐下后直接推过一份文件：“500万美元，收购Moli与锂电池相关的全部专利、生产设备，以及23名核心技术人员的优先雇佣权。”
马克的眼睛猛地瞪大，他原本以为这些“问题资产”最多能卖100万美元，甚至做好了白送部分设备的准备。没等他开口，高桥就补充道：“我们大家都知道Moli的债务压力——这笔钱将在协议签署后48小时内到账，优先用于支付员工欠薪。另外，那23名工程师，我们会提供东京的工作签证、年薪不低于8万美元（相当于当时Moli薪资的1.5倍），以及为期三年的住房补贴。”
这个条件戳中了马克的要害。当时Moli拖欠员工两个月薪资，若不能尽快解决，清算程序可能会被法院暂停。松本看出了他的动摇，不动声色地拿出另一份文件：“这是我们对Moli专利的评估报告。这些专利记录了金属锂负极的完整研发路径，包括失败的工艺参数，对我们的研究很有价值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价格不合适，我们大家可以再等等——但我听说，下周银行就要申请冻结Moli的所有资产了。”
威胁很隐晦，却足够有力。马克沉默了十分钟，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。协议的细节苛刻到超乎想象：专利不仅包括已授权的27项核心专利，还涵盖了13项正在申请的技术专利，甚至包括达恩团队未公开的电解液改良方案；生产设备方面，从锂箔裁切机、电池组装线到检验测试仪器，小到一枚用于检测电池电压的探针都被列入清单，日本人特意要求“设备需保持可运转状态，由Moli的技术人员协助拆卸、打包并运至温哥华港”；而那23名工程师的名单，是高桥根据Moli的研发记录筛选的—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砷盐电解液的主导者保罗·哈里斯，高桥早就通过学术论文关注到他的研究，知道他对锂的化学特性有极深的理解。
签署协议后的第三天，日本人就开始了资产交接。高桥带着技术专家逐一核对设备，每台机器都贴上标签，注明型号、使用年数的限制和维护记录；松本则亲自拜访那23名工程师，当他把东京的工作邀约和薪资证明放在保罗面前时，这位失业两周、正为房贷发愁的科学家红了眼眶。拆卸设备的工作由Moli的老员工负责，他们看着曾经引以为傲的生产线被拆解，忍不住低声咒骂“投机者”，却不知道这些设备将在东京的工厂里焕发新生。
一周后，第一批设备被装上货轮，驶向日本横滨港。松本站在码头，看着货轮驶离温哥华港，给东京发了一封电报：“钥匙已拿到，路线已确认。”此时的西方媒体还在嘲笑日本人“捡垃圾”，没人知道，这些“垃圾”里藏着锂电时代的未来。
消息通过清算团队的内部渠道泄露后，西方媒体立刻炸开了锅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的科技专栏用“东京的傻子”作为标题，嘲讽道：“日本人花大价钱买走了一堆会爆炸的‘垃圾’，还有一群搞砸了项目的工程师，他们大概是想把温哥华的火灾搬到东京。”《温哥华太阳报》则惋惜地评论：“北方骄子的遗产，被一群东方投机者以废品价捡走了。”
但这些嘲讽声里，没有一个人读懂日本人眼中的光芒。当第一批专利文件和设备运抵东京时，索尼“88号工程”团队的成员们围着资料室的长桌，连夜做多元化的分析。西美绪翻看着Moli的电解液研发日志，激动地拍着桌子：“你看这里，他们测试了17种砷盐配比，记录了每种配比在不一样的温度下的稳定性数据—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花几年时间才能得到的结果！”
那些被西方视为“失败证明”的专利文件，在日本人手中变成了“避坑指南”。Moli记录的“金属锂负极在60℃以上易出现枝晶”“过充30%后电池安全性急剧下降”等数据，直接为索尼的研发提供了参考——他们据此调整了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配方，增加了高温稳定剂，还在电池保护板上加入了过充保护芯片。而那些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生产线设备，经过NEC工程师的改造，将锂箔裁切机改为焦炭电极裁切机，电池组装线的精度调整后，直接用于18650电池的量产，节省了至少半年的设备调试时间。
更珍贵的是那些技术人才。保罗·哈里斯加入NEC后，第一时间就指出了Molicel电池的核心问题：“砷盐电解液的保护膜在机械冲击下会破裂，这是我们当年忽略的致命缺陷。”他提出的“电解液界面稳定性测试方案”，被索尼团队采纳，大幅度的提高了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。这些从Moli废墟上被“捡走”的工程师，成为了日本锂电研发的核心力量，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经验，更是对锂元素特性的深刻理解。
对日本人而言，这哪里是“垃圾”？松本在给三井物产的报告中写道：“Moli用5亿美元的研发投入，为我们铺好了锂离子电池的研发之路。我们花500万美元买下的，是打开锂电时代大门的全套钥匙，是无价之宝。”
在东京的索尼总部，“88号工程”的负责人西美绪正拿着Moli的技术资料，向小组成员讲解。“Moli用几亿美元的代价，帮我们排除了一条死路。”西美绪指着资料上的金属锂负极设计说，“他们证明了，金属锂这条路走不通，但这恰恰说明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。”
当时的索尼和旭化成团队，正沿着约翰·古迪纳夫和斯坦利·惠廷汉姆的思路，研发一种全新的锂电池——“摇椅电池”（锂离子电池）。他们抛弃了金属锂负极，改用焦炭作为负极材料，这样既能保证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，又能避免枝晶问题。但在Moli倒闭前，他们一直不确定自己的路线是不是正确，毕竟Moli的金属锂技术在实验室里表现得如此完美。
Moli的失败，给了索尼团队极大的信心。“感谢Moli的牺牲。”西美绪在内部会议上说，“他们是伟大的烈士，现在，轮到我们上场了。”就在Moli宣布破产的同一个月，索尼的“88号工程”进入冲刺阶段——18650锂离子电池的量产设备调试完毕，正极采用古迪纳夫发明的钴酸锂，负极采用模仿亚齐米思路的焦炭，电解液则是经过改良的碳酸酯体系。
1990年2月，索尼正式推出全球第一款商用锂离子电池。这款电池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高、安全性好，迅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。东芝、NEC纷纷跟进，日本企业很快垄断了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。历史的接力棒，在1989年的那场大火中，血淋淋地从西方交到了东方人手中。
许多年后，慢慢的变成了特斯拉首席科学家的杰夫·达恩，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起Moli的往事。他说：“我们当时太急于成功，忘记了科技需要敬畏。但Moli的失败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——它让后来者明白了，锂电池的发展，需要勇气，更需要耐心。”而那些从Moli废墟上捡走技术的日本人，或许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，接力棒会再次传递，这一次，目的地是中国。
